徐悲鸿（1895-1953）是中国杰出的画家和美术教育家，早年留学法国，曾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和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。他的作品表现了高超技巧，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，被誉为中国现实主义美术教育的奠基人，中国现代绘画之父。

　　作为政治领导人，毛泽东与徐悲鸿的交往，既体现了毛泽东本人对徐悲鸿的关心，也反映了党和政府对美术工作者的关心、对美术文化建设的重视。

一、神交已久

　　在新中国成立以前，毛泽东和徐悲鸿虽然从未谋面，但毛泽东对徐悲鸿是有所耳闻的。徐悲鸿不仅以其表现了高超技巧、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的绘画作品闻名于世，而且还以其高尚的人格为世人所称道，毛泽东对此是赞赏的。而徐悲鸿“独持偏见，一意孤行”，永远保持着艺术家的良知和正直，不断追求真理，始终不渝地站在共产党所代表的进步力量一方，对毛泽东自然是了解的。可以说，毛泽东和徐悲鸿两人虽不相识但相知，神交已久。

　　1942年10月，由周恩来亲自带来的延安木刻——包括沃渣、马达、胡一川、力群、夏风、彦涵、古元、罗工柳等人的30余幅作品，在重庆展出。这些作品语言纯朴，边区生活气息浓郁，特别引人注目。

　　徐悲鸿参观了展览，并十分仔细地看完了全部作品。他露出了惊叹的神色，认为这次展览是数年来中国艺苑不可多得的宝贵收获，尤其对古元的作品尽极赞扬。

　　徐悲鸿还在１０月１８日重庆《新民报》上发表了一篇评论。他说：“毫无疑义，右倾的人，决不弄术刻(此乃中国特有的怪现象)。但爱好木刻者决不限于右倾的人。”文章高度评价了延安木刻：“我在中华民国三十一年十月十五日下午三时，发现中国艺术界中一卓绝之天才，乃中国共产党之大艺术家古元。”“我自以为不是一思想有了狭隘问题之国家主义者，我惟对于还没有二十年历史的中国新版画界已诞生一巨星，不禁深自庆贺。古元乃是他日国际比赛中之一位选手，而他必将为中国取得光荣的……”，“古元之《割草》，可称为中国近代美术史上最成功作品之一。吾愿陪都人士共往欣赏之。”[1]

　　另外，徐悲鸿对解放区木刻家华山的连环画，力群、焦心河等人的作品都很欣赏。

　　毛泽东得知此消息后，非常高兴，并亲自批示，延安《解放日报》转载了徐悲鸿的文章。也许正因为有了徐悲鸿的推崇，美国《生活》杂志刊出了15幅延安的版画作品。

　　1945年2月22 日，重庆《新华日报》刊登了由郭沫若草拟的《陪都文化界对时局进言》全文。包括徐悲鸿等美术家在内的372名重庆文化界著名人士在上面签字，响应共产党提出的“争取民主，反对独裁，拥护成立联合政府”的号召。

　　这件事震动了全国文化界和全国人民。蒋介石发怒了，他把国民党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主任、中央特务头目张道藩找去大骂一顿，并责问为什么文化界一些重要人物都被共产党拉走了，并命令他一定查清，另外发表一个声明。接着张道藩派人来找徐悲鸿，转达蒋介石的意思，请登受骗声明，否则对徐悲鸿十分不利。又来人逼迫徐悲鸿在一个所谓文化界的宣言上签名，但徐悲鸿毫不动摇，严词加以拒绝。

　　毛泽东自然知道这件事，他十分欣赏徐悲鸿的正直和骨气。北平解放前夕，毛泽东专门派田汉秘密会见徐悲鸿，希望他留下来，为新中国服务。

　　辽沈战役之后，平津已处于人民解放军的包围之中。北平艺专的国民党分子发动了一场“南迁运动”。国民党要迁走的不仅是学校的学生、设备，更重要的是要将艺专的一大批美术界、音乐界的中坚力量搬到南京去，徐悲鸿就是他们要弄走的主要对象。国民党当局给徐悲鸿送去两张机票，迫使他南下。早在１９４８年底，毛泽东与周恩来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接见徐悲鸿的朋友田汉时，希望田汉到北平后，能够留住徐悲鸿等文化名人。１９４９年初，田汉一到北平，便来到徐悲鸿的住处，对他说：“我从解放区来，毛泽东、周恩来同志让我转达口信给你，希望你不要离开北平。并尽可能在文化界多为党做些工作。”徐先生激动得难以自己，毛泽东、周恩来同志日理万机地指挥着全国解放战争，还悬念着北平文化界，记挂着自己并托以重任，内心深受感动。徐悲鸿于是与国民党党团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反“南迁”斗争。他亲自召集校务会议，当场决定将国民党发给艺专“南迁费”换成小米，补贴全校教职工和学生。徐悲鸿还来到齐白石家，郑重劝告齐白石切勿轻信谣言，共同迎接解放。

二、见面交往

　　1949年1月31日，北平和平解放。军委会以人民美术教育事业的重任委托给徐悲鸿，他被选为全国文联委员、常委，第一届全国政协代表，全国“美协”主席，任命为中央美术学院院长。

　　徐悲鸿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是在北京解放后不久，在北京饭店的一个宴会上。当乐队奏起《东方红》乐曲时，毛泽东穿一身合体的中山装，迈着矫健的步伐，伴着那高昂、优美的旋律，步入会场，来到徐悲鸿身边。

　　“徐老先生”，毛泽东紧紧地握住了徐悲鸿的手，亲切地说，“谢谢你为北平的和平解放，为北平的文化界做出的努力呀!”

　　悲鸿激动地连声说：“不敢当，不敢当，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。”

　　原来，北平解放前夕，在傅作义将军犹豫不决之时，他请来20多位知名人士在中南海勤政殿座谈，听取关于北平前途是战还是和的意见。徐悲鸿首先发言，说：“北平，是一座闻名于世界的文化古城，它在世界建筑艺术的宝库中也是罕见的。北平两百多万市民的生命与财产，系于傅将军一身……希望傅将军派人同共产党开诚谈判，不动刀枪，和平解决北平问题。”[2] 徐先生铿锵有力的发言，立即得到了在座有识之士的支持，大家纷纷发言希望傅将军顾全大局，顺从民意，使北平免于炮火的摧毁。后来，傅作义将军果然采纳了这些学者名流们的意见，和平解放了北平，使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得到了保护。

　　“我们不仅希望徐先生能留下来，我们还希望徐老先生在今后能为国家的美术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!”毛泽东接着说。随后，毛泽东又关切地询问了徐悲鸿的工作情况和身体健康情况。[3]

　　事后，徐悲鸿才知道，毛泽东称他为“徐老先生”，其实毛泽东还比他大两岁呢。

　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准备工作，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着。毛泽东亲自参加国歌的遴选工作，他请徐悲鸿等文艺界人士一起开会讨论，广泛听取意见。在全国政协会议期间，代表们就国徽、国歌、国旗进行了广泛的讨论。徐悲鸿建议将《义勇军进行曲》来作为国歌。毛泽东、周恩来最后也表示同意。

　　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，开国大典时，徐悲鸿和一些文化名人被请上了天安门。在天安门城楼上，毛泽东亲切地向徐悲鸿询问美术学院的情况，悲鸿趁此机会请毛泽东为中央美术学院题写院名。毛泽东很愉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。很快毛泽东写好后，立刻派专人送到美术学院，并附信一封，信中谦虚地写道：“写了一张，未知可用否?”

　　毛泽东所书的“国立美术学院”六个行楷大字，写在信页上端，笔姿紧敛严谨，挺拔劲直，与下面的信文书迹异然有别，一刚一柔，一方一圆，很能说明书法家毛泽东挥毫时的用心。

　　徐悲鸿收到毛泽东的信和题字，非常高兴。在１９５０年４月１日的国立美术学院的成立大会上，他致祝词说：“现在人民做了主人，一切为人民服务。毛主席指示我们首先为工农兵服务，因为世界是他们创造的……”[4]

三、书信往来

　　１９５０年８月２６日，毛泽东忽然给徐悲鸿写来一封信。信中说：“悲鸿先生：有李苦禅先生来信，自称是美术学院的教授，生活困难，有求助之意。此人情况如何，应如何处理？请考虑示知为盼。”原来，早年与毛泽东有过交往的李苦禅先生是中国现代国画大师，此时却被剥夺了在中央美术学院讲课的权利。他于是在愁闷之际，向毛泽东写信，陈述不平之事。信中说：“余乃堂堂教授却被无理剥夺授课权利”、“共产党理应先天下人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人之乐而乐。”

　　徐悲鸿接到了毛泽东的信后，立刻将李苦禅的有关情况告诉了毛泽东。没过几天，毛泽东派秘书田家英来看望李苦禅。田家英亲切地对李苦禅说：“李教授，毛主席派我来看你，他很关心你的问题。主席说刚刚建国，有很多事情等着我们去做，现在国家经济很困难，一时对美术工作者关心不够，欢迎你经常提出宝贵意见。”不久，李苦禅教授职务便得到了恢复，生活收入问题也得到了解决。[5]

　　解放以前，徐悲鸿曾在报纸上得知天津有位石永懋先生，著有《论语正》一书，对《论语》有很深的研究。古代是以竹简作书，一块块竹简用绳子串在一起，时间久了，可能会出现前后次序颠倒的事，以致影响本书的含义。石永懋先生便把论语一书中他觉得不能反映原意之处，进行订正，使之更近于情理，而不增减原文。悲鸿购后一读，觉得石先生见解独到，入情入理，觉得石先生博学多才，是一位研究古代语言不可多得的人才，十分钦佩。于是，便写信约他来北京相见，并在家中设便宴招待，并请来当时故宫博物院院长马叔平作陪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因为石永懋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参加过青年党，成为有历史问题的人，因而失业在家。徐悲鸿听说他的情况后，觉得殊为可惜，便给毛泽东写信反映这件事，并附《论语正》上下两册。

　　毛泽东很快给徐悲鸿复信：“悲鸿先生： 十月十三日给我的信并附石永懋先生所为书二本均已收到。同意先生的意见应对石先生予以照顾。最好在先生所办的学校予以位置，如不可能则请持此信向中央文教委员会接洽酌定解决办法。此复。”[6]

　　从以上两件事，可以看出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关怀和对人才的重视。徐悲鸿每次给毛泽东写信，毛泽东都是亲笔回信，可见毛泽东对徐悲鸿的重视。

四、徐悲鸿作画歌颂毛主席

　　毛泽东和徐悲鸿多次交往后，毛泽东给徐悲鸿留下了极深的印象。毛主席对徐悲鸿的关怀，以及党和政府对美术文化建设的重视，徐悲鸿深受感动，满怀激情地投入到新中国的美术文化建设当中。1949年，新中国成立，徐悲鸿画的奔马题为《奔向太阳》，欢呼新生的人民政权。同年作的《在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上听到南京解放》一画，充分表达了徐悲鸿的心声。在北京举行的第一次全国劳动模范大会上，徐悲鸿又热情地为很多劳模画肖像。抗美援朝战争中，徐悲鸿为志愿军画《奔马》，还亲笔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。徐悲鸿的得意弟子艾中信说：“徐先生学习毛主席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，第一个行动是动员我们参加京郊土改工作队，他找我们这些年轻教员一个个谈话。他对我说，生活好比酿酒，不经常丰富生活感受，创作出来的东西就好比在酒里掺了水，淡而无味。况且你还没有工农兵的生活，必须抓住时机，迈开为工农兵服务的第一步。”[7]

　　为了讴歌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丰功伟绩，徐悲鸿还创作了以歌颂毛泽东为主题的绘画作品，并将它献给毛泽东，

　　1950年，对外文委和文化部主持在苏联举办的大型“中华人民共和国艺术展览会”。徐悲鸿先生为这个展览会花了三个多月的时间画了一幅《毛主席在人民中》。在制作时，中央美院领导们给悲鸿先生提出，人民应该是工、农、兵，可是画面上却都是资产阶级式的妇女和儿童。徐先生当即回答说：“工、农、兵热爱毛主席是没有问题的，我的意思是全国人民都热爱毛主席”。后来这幅画尽管在最后一次审查中落选，但却反映了徐悲鸿对毛泽东的热爱之情。[8]

　　徐悲鸿自１９５１年患脑溢血后，身体一直不好。但他眼看１９５３年底将是毛泽东的六十寿辰，就在这一年上半年他画了两幅极有历史意义的《奔马》，一幅是献给毛泽东主席的，画面是一匹用泼墨写就的骏马，正在昂首飞奔，上面题有“百载沉疴终自起，首之瞻处即光明”的诗句，表达了他对共产党的热爱之情。另一幅题有“山河百战归民主，铲尽崎岖大道平”，这是画家对新中国的正确理解，也是他毕生追求的理想。除此之外，徐悲鸿还为祝贺毛泽东的六十寿辰写了副对联：“言论文章放之四海皆准，功勋伟业长与日月同光。”

五、毛泽东推崇徐悲鸿的艺术

　　1953年9月26日，徐悲鸿因劳累过度，脑溢血复发逝世。

　　周恩来闻知噩耗，曾亲往吊唁。9月28日，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为徐悲鸿举行了公祭，并安葬于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。

　　毛泽东得知徐悲鸿去世的消息后，不无痛惜，同年12月13日特派秘书田家英去中央美术学院看望他的遗孀廖静文，并带去一封亲笔信。信中写道：“静文同志：十月间的信和徐先生所绘奔马，早已收到，甚为感念。兹派田家英同志询问你们的情况，如有困难，请告知为盼！”[9]

　　“徐夫人”，田家英轻轻地说道：“毛主席让我转告你，他说徐先生一生襟怀坦白，是个好人，他很敬重他。希望你把心放宽些，要节哀，要保重自己的身体。”“谢谢”廖静文激动地说。“徐夫人，毛主席让送这封信，在我临出门时，再三嘱托，让我告诉你，一定要把徐先生遗下的幼小儿女好好抚养成人哪!你现在有什么困难，一定要告诉我们，我们一定会全力帮助的。”

　　廖静文的眼睛湿润了，回答道：“请你转告主席，谢谢他对我们的关心，我没有什么困难，我一定会把孩子抚育成人，让他们继承悲鸿的遗志的。”[10]

　　徐悲鸿去世以后，经周恩来总理批准，在故居建立徐悲鸿纪念馆。周恩来亲笔为纪念馆题名——“悲鸿故居”。正如周扬所说：“为徐悲鸿建立纪念馆，表示了人民和国家对他的成就的高度评价和重视，这也表示了人民对他的深刻怀念。”[11]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徐悲鸿以“反动学术权威”受到批判。徐悲鸿纪念馆却因修建地铁而被拆除，他的墓碑也被砸碎，廖静文的家也被多次查抄，翻得一塌糊涂。1973年7月6日，身为徐悲鸿纪念馆馆长的廖静文再也不忍看到徐悲鸿的遗作失散、损坏，便提笔郑重地给毛泽东主席写去一封信，信中提出要求恢复徐悲鸿纪念馆的问题。７月１５日，毛泽东批示要派人察明恢复徐悲鸿纪念馆。１９７３年７月１６日，周恩来亲笔写信给廖静文，转达了毛泽东的批示，并派人前往洽商。党中央和国务院对此事非常重视，马上责成有关部门和专人承办。然而，徐悲鸿纪念馆尚未修复，三年以后，毛泽东就去世了。直到１９８２年，徐悲鸿纪念馆才重新建成。

　　毛泽东与徐悲鸿交往的时间并不长，但相交贵相知，毛泽东是了解徐悲鸿的，也是十分看重并推崇徐悲鸿的。直至毛泽东晚年离开菊香书屋时，北房小圆桌上还摆着一册《徐悲鸿画集》。他最后一次提到徐悲鸿，是在1967年8月4日《在关于使用模特儿情况来信上的批示》中：“画画是科学，就画人体这问题说，应走徐悲鸿素描的道路，而不走齐白石的道路。”[12] 批示丝毫没有扬徐抑齐的意思，只限定在“画人体”这一问题上而言。只要开创着独特的民族形式和中国气派，毛泽东总是持赞赏态度的。周扬后来写纪念徐悲鸿的文章中说：毛泽东对徐悲鸿有过很高的评价。毛泽东在谈到音乐上中西结合的问题时，就特别列举徐悲鸿在绘画上的成就作为范例。毛泽东总是主张，艺术要有自己的民族特点，同时又必须融中外于一炉。毛泽东对徐先生所以评价很高，主要就是因为，徐先生既保持和发展了中国文化艺术的传统，又能吸收西方优秀的东西，把两者结合起来融为一体，并取得了杰出的成就。[13]

参考资料：
[1]艾克恩：《延安文艺运动纪盛》，文化艺术出版社，１９８７年版，第３９９页。
[2][9]张铁民：《笔墨狂澜》，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，第194-195页。
[3][6][10]黄允升、张鹏主编：《毛泽东人际关系》，中央民族大学2004年版，第629、630、631-632页。
[4]《中央美术学院成立献辞》，王震编：《徐悲鸿文集》，上海画报出版社2005年版，第１５３页。
[5]孙琴安：《毛泽东与著名艺术家》，重庆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，第２３０－２３１页。
[7]傅宁军：《新时代潮流中的徐悲鸿》，《文史精华》2007年第5期。
[8]戴泽：《回忆爱国画家徐悲鸿先生》，《美术研究》1995年第3期。
[11] 《人民日报》１９８３年３月２９日。
[12]《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》第十二册，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，第３９１页。
[13] 傅宁军：《吞吐大荒——徐悲鸿寻踪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，第２４９页。